在中小学书法教学领域有个极其普遍的认知误区:大多数书法老师把临摹能力等同于书写能力,认为只要学生临摹能力好,日常书写必然也不差。然而,在笔者多年进校教学实践中却看到不同的情景,不单没学过书法的学生作业试卷写得凌乱潦草,学过书法的学生依然如此,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学用两张皮。书法课上一个比一个写得精致规整,回到学校就打回原形。书法课上的精细书写和学校里的日常书写完全两个赛道:一个是舞台表演,一个是田径赛。
前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中写道:“到四年级结束时,一定要使儿童掌握迅速地、半自动化地书写的能力……应当努力做到,使学生在书写的同时进行思考,使字母、音节、词的书写不要占据于他的注意的中心。”这位前苏联教育家进一步断言,学生如果没有“流利地、快速地、半自动化地书写的技能,他就像半盲目的人一样”。这番论述指向一个深刻的教育命题:书写不是简单地把字写出来,而是一种需要达到“自动化”的高阶认知能力。然而在日常教育实践中,人们常常将临摹能力与书写能力混为一谈,以为孩子能把字描得像、抄得准,便算学会了书写。这实在是一个需要澄清的误解。临摹与书写,表面看都关乎写字,实质上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智活动——前者是眼睛对范本的追随,后者是思想对文字的驾驭。
一、什么是“自动化书写”
在理解二者的区别之前,有必要先弄清楚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自动化书写”究竟意味着什么。他提出的目标很具体:早在三年级、最迟在四年级,就要使学生能够“笔不离纸地写出较长的词,能够眼睛不看练习簿地写出词甚至短句来”。这意味着书写已经摆脱了对视觉范本的持续依赖——笔尖不再需要时时追踪某个外在的范本,手部的动作已经内化为一种近乎本能的程序。
苏霍姆林斯基之所以如此看重这项能力,是因为他看到了书写在教育中的深层功能。他说:“书写过程的半自动化是提高读写水平以及全面地自觉掌握知识的极为重要的条件。”“学生应当不再思索这个或那个字母怎么写法以及各个字母怎样连接,——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他才有可能去思考怎样运用语法规则和他所写的东西包含什么意思。”换句话说,书写的终极目的不是写出漂亮的字,而是通过书写来思考。当书写的技术性劳动不再占据注意力的中心时,思维才能腾出手来,去处理更高层次的认知任务——组织语言、推敲逻辑、表达思想。
这就好比一个钢琴初学者必须先把指法练到不用想的程度,才能在演奏时去处理音乐的表情与呼吸。书写亦然。苏霍姆林斯基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状态:手在写,脑在想,两者并行不悖。
二、临摹:眼睛牵着笔走
临摹,无论是对着字帖描红,还是照着范本抄写,其本质是一种视觉引导下的动作模仿。写作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范本上——这个笔画从哪里起笔、在哪里转折、收笔的形态如何。眼睛不断地在范本与自己的书写之间来回扫视,每一个动作都需要参照,每一次落笔都需要核对。
在这种状态下,认知资源被大量消耗在“看—比—写—再比”的循环中。写一个字,可能要看上好几眼。手是被眼睛牵着走的,思维是被动作束缚住的。有研究表明,对于书写初学者而言,单纯的描摹练习反而可能成为一种负担较重的任务,因为写作者必须将注意力高度集中于追踪既定的轨迹,反而分散了对文字整体形态的记忆和认知加工。
临摹并非没有价值。它是学习书写的入门阶梯,帮助初学者建立对字形的基本感知,训练手部肌肉对笔画的初步控制。但临摹的本质是复制——复制一个外在的、既定的形式。复制得再好,也只是“像”,而不是“会”。一个能精准临摹《兰亭序》的人,未必能流畅地写出一封表达自己思想的书信。临摹能力再强,如果没有转化为自主书写的自动化能力,一旦离开范本,手便不知如何安放。
三、书写:思想牵着笔走
真正的书写,与临摹有着根本的不同。书写不是复制外在的形式,而是表达内在的思想。写作者的注意力不在字形本身,而在“写什么”——词句的选择、语法的运用、思想的推进。字形和笔画的生成是自动化的、下意识的,就像走路时不需要思考先迈哪条腿一样。
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在书写的同时进行思考”,正是这种状态的精准描述。书写时,字母、音节、词的写法“不要占据于他的注意的中心”,注意力才能被解放出来,去完成真正的智力劳动。这才是书写的本质:它首先是一种思维的工具,其次才是一种动作的技能。
从这个意义上说,书写能力的内核不是手,而是脑。苏霍姆林斯基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强调培养快速书写技能“首先要求对手的小肌肉进行一定数量的操练性练习”,而且“这种练习应当比写字先行一步”。他建议儿童在入学前就进行剪纸、雕刻、编结等精细劳动,以“训练手指动作的协调和节奏,形成手指的灵巧性和对小图案的敏感性”。这些练习的目的,恰恰是让手部的动作程序先于有意识的书写指令而建立起来——让手先“学会”怎么动,等到真正写字时,手就不必再占用大脑的注意力了。
四、两种能力的本质分野
临摹与书写的区别,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理解:
第一,注意力的指向不同。临摹时,注意力朝向外部——范本。书写时,注意力朝向内部——思想。临摹者看的是“字应该长什么样”,书写者想的是“我要表达什么意思”。前者是视觉的,后者是思维的。
第二,认知负荷的分配不同。临摹是“看一笔写一笔”,认知资源大量消耗在动作监控上。书写则是“边想边写”,字形生成已经自动化,认知资源被释放给更高层次的任务。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半自动化”,正是这种认知负荷重新分配的临界点。
第三,思维参与的深度不同。临摹充其量是一种感知—动作的协调训练,思维参与甚少。而书写则是一种思想的外化过程,写作者不仅要组织语言、构建逻辑,还要在书写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和深化自己的思考。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言,学生应当“在书写的同时进行思考”。
第四,教育功能的层级不同。临摹是书写教学的准备阶段,是“扶着手学走路”。而书写能力,尤其是自动化的书写能力,是“学会自己走路”——它是学生借以掌握一切知识的工具。苏霍姆林斯基将阅读和书写比作“通往周围世界的两个窗口”,临摹充其量只是擦拭窗户的动作,而书写才是透过窗户看向世界的能力。
五、从临摹到书写的艰难跨越
认识到二者的区别,并不意味着否定临摹的价值。问题不在于临摹有没有用,而在于临摹不能替代书写,更不能成为书写教学的终点。
从临摹到自主书写,需要一个关键的跨越:书写必须从“有意识的动作”变成“无意识的程序”。这个过程需要大量的练习,但这种练习不是简单的重复描红,而是有目的的、指向自动化的训练。苏霍姆林斯基强调,“快速地书写字母和词,以及在正字法方面逐步获得半自动化的技能,在书写的同时进行思考,——都应当齐头并进”。这意味着书写训练必须同时关注速度、准确性和思维参与三个维度,缺一不可。
然而现实中,许多孩子在临摹上耗费了大量时间——描红本写了一本又一本,字帖临了一遍又一遍——却始终没有跨过那道门槛。他们的手依然依赖眼睛的引导,一旦离开范本,书写就变得迟缓、犹豫、错误百出。原因就在于,临摹练的是“像”,而书写需要的是“快”和“稳”——快到手不再占用注意力,稳到字形不出错。这两者之间,隔着一条需要专门训练才能跨越的鸿沟。
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他主张让儿童在入学前就进行大量的精细手工劳动——雕刻、剪纸、编结。这些活动看似与书写无关,实则是在为书写自动化做准备——让手先获得“不用想就能动”的能力。等到真正开始写字时,手已经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工具,可以随时听从思想的调遣。这一洞见,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
结语
回到苏霍姆林斯基的那句话——“到四年级结束时,一定要使儿童掌握迅速地、半自动化地书写的能力”。他说的不是“会描红”,不是“能抄写”,而是“掌握一种能力”——一种让书写不再占据注意力中心、让思想可以自由流淌的能力。临摹与书写的区别,归根结底是模仿与创造的区别,是被动复制与主动表达的区别,是眼睛牵着笔走与思想牵着笔走的区别。
当今很多书法家认为书法已经失去了实用价值,书法老师也是各显神通,动辄提按顿挫疏密开合铁画银钩龙跳虎卧,但忽视了数亿中小学生的应用场景和真实需求。苏霍姆林斯基提醒我们,书写从来不只是为了写出字——它是为了在写的过程中学会思考。当一个孩子能够一边听讲一边把自己的思想简明扼要地写下来时,他掌握的不仅是一种技能,更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任何技术都无法替代的。而这一切的起点,恰恰在于我们能否认清:临摹只是通往书写的路,不是书写本身。
作者:张勇 · 张勇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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